北宋武功之暗弱，一直為後人所詬病。契丹人舉兵南侵時，宋廷戰不能戰，退不能退，只得簽訂城下之盟；盤踞西北邊陲的党項人自立稱帝，兵犯關中，宋廷也只能以輸納歲幣的方式息事寧人，買邊境平安。大一統的中原王朝不得已放下了「天朝上國」的架子，與虎視眈眈的契丹人「約為兄弟」，對叛亂建國的昔日藩屬假以辭色。

在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中，北宋禁軍的表現堪稱糟糕，糟糕到讓人產生疑問，當初宋太祖麾下用以統一中國的虎狼之師到底經歷了什麼，竟淪落到這般境地？於是，以「杯酒釋兵權」為開端的「崇文抑武」被今天的我們拎出來，批鬥了一遍又一遍。
北宋開封城防

但我們往後看五百年，同樣「崇文抑武」的明朝，其軍隊表現似乎又有可圈可點之處。雖然難以和漢唐時期相比，可至少在氣數盡喪之前基本維繫住了天朝上國的體面。

由此再看北宋，禁軍戰鬥力孱弱的原因難道都能歸咎於此嗎？

趙匡胤「終夕未嘗安枕而卧」，良相趙普開出「以毒攻毒」的良方

建隆初年的一次晚朝後，宋太祖趙匡胤與大臣飲酒，半醉半醒時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

「我非爾曹不及此，然吾為天子，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，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。」

身為皇帝，竟然沒有節度使快樂，甚至到了徹夜難眠的程度，這究竟誇張之詞，還是另有隱情呢？從表面上看，趙匡胤在擔心麾下掌兵大將於某一天再次上演黃袍加身的戲碼，然而究其根由，則在於五代以後「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」的現狀，導致了皇帝頭上的神聖光環消失殆盡。

皇權不再神秘而具有威嚴，但凡掌兵的將領便都有問鼎的機會。如後晉立國以後，滑州兵亂，大將楊光遠率師討伐，部下竟趁機意欲推立光遠為帝。好在楊光遠無意稱帝，斥責部將：

「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？」

可見，在彼時之人眼裡，天子已經成了兵強馬壯者任意販弄之物。而其時，天下未靖，北方又有強敵契丹，遠未到馬放南山之時，但如果任由驕兵悍將一如晉、漢、周毫無節制的發展下去，敢於販弄天子的人就還會出現。

時任宰相趙普曾針對時弊，建議趙匡胤削奪各藩鎮的軍政財大權，甚至連各鎮精兵都要收歸中央。這是北宋禁軍制度之肇始，也是宋廷「崇文抑武」國策邁出的重要一步。
宋太宗趙光義畫像

直至太宗趙光義即位以後，為相多年的趙普更系統的對這種國策加以解釋：

「中國既安,群夷自服。是故夫欲攘外者,必先安內。」

安內的主要目標是結束武人禍國的亂象，但去病如抽絲，病根早在一百多年的唐朝就已經種下，想要徹底根治，難免要下一些猛葯。以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待趙普的治病良方，大有些「以毒攻毒」的意味。

「中國既安,群夷自服；欲攘外者,必先安內」趙宋天子從此可以安枕

在趙普眼中，「安內」顯然是宋廷建國以後面對的頭等大事。需要強調的是，這種安內並非簡單意義上消滅「割據」，而是在「割據」被消滅以後，如何避免和防範五代時期的武人亂政再次出現。

所謂「安內」，還有一種更時髦的說法，就是守內虛外。為此，宋廷從官制到軍隊等各方面，都制定了相當完備的制度，用以維繫「安內」這個最高目標。而「崇文抑武」不過是這個鏈條上至關重要的一環。

下面我們就看一看，這個鏈條上除了「崇文抑武」，還有哪些環節對宋軍的戰鬥力起到了制約和削弱作用。

1，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扼住宋軍後勤脖頸。北宋君臣深悉將權力徹底裝進牢籠里的好處，於是就不惜代價設置了一套權力相制的官僚制度。

以地方官為例，宋朝以前的朝代，中央政府一般會在設置地方官的同時，再輔以秩級較低的監察官員，比如兩漢時代的刺史制度。但在宋廷看來，這種相對簡單高效的地方官和監察官制度顯然已經無法達成「安內」的最高目標，難以消弭「藩鎮割據」的延續性危害。

以地方沿邊財賦物資運為例，宋廷在設置路轉運司的同時，又以提刑司和經略安撫司瓜分其權力。也就是說，一旦開戰，宋軍的後勤轉運必須由這三個互不統屬的機構通力合作，才能發揮其效用。

然而，由於政見不同，私人恩怨等各種複雜的原因，有宋一代各官僚機構之間通力合作時少，互相推諉扯皮則成為常態。如神宗開拓河湟時期，秦鳳路轉運司因不滿神宗賦予熙河經略司全權，便在物資供應上消極對抗，一度導致熙河路物資匱乏，幾乎使宋廷的熙河戰略功虧一簣。
北宋秦鳳路地圖

這恰恰是宋朝開國君臣們「守內」之初衷，他們的目標就是為了防止地方帥臣擁有全權，設置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加以制衡，才能盡最大可能杜絕地方割據。可這「以毒攻毒」的良方實際上也是一把雙刃劍，達到了制約權力的初衷，卻也極大損耗了宋軍的戰鬥力。

軍事後勤就像宋軍的七寸和軟肋，一如被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死死掐住脖頸。這已經不是「崇文抑武」的問題，而是文臣之間的扯皮和鬥爭。

2，利弊各有的選官和職官制度：提起北宋的選官制度，人們第一印象會想到科舉制，但這是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正規途徑，本就無可厚非。但除此以外，宋朝還有許多非「正途」的入仕途徑，如蔭補、磨堪、請郡等等。其中影響最廣，危害最大的一條就是蔭補。

有了「蔭補」以後，大量官員子弟，甚至親屬都能夠根據秩級得到一份高低不同的入仕資格。這也為官員子弟們入仕廣開了方便之門，有甚者位列館閣多年以後，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者竟達數十人。

但蔭補這種事畢竟不是宋朝首創，為什麼偏偏在宋朝就造成了極其嚴重的「冗官」呢？實際上根源不在選官制度，而在其特有的職官制度。

隋唐以來的三省六部制到了宋代已經名存實亡，取而代之的是「設官、分職」的職、官分離制度。官用以區分秩級待遇，真正掌握權力的則是名義上臨時的「差遣」也就是「職」，如帶有權、判、知、提點、管勾等字樣的職務，都屬於擁有實權的臨時差遣。

這種制度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進行完美的權力制衡，可惜執行起來，往往又會出現一官多職、因事設職等各種問題。總結一句話，就是官有定額，而職無定數。打個通俗的比喻，可以理解為以前做官大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到了宋代就能根據蘿蔔多少現挖坑。

正因為「職」無定數，大量蔭補官入仕以後，才有了合適的去處。然而北宋君臣也不是傻子，不可能白白養這麼多白吃飯的官員。說到根子上，還是宋廷為制約權力，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，大量冗官由此才有了用武之地。
北宋元豐改制前的官制

「冗官」問題困擾北宋百餘年，到宋徽宗時，僅官員俸祿相關的開支，就已經到了朝廷財政難以負擔的地步。

這些問題看起來與宋軍戰鬥力沒有直接原因，但無論是官僚們的扯皮掣肘，還是因為「冗官」而衍生出的「冗費」問題，都對宋朝軍隊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。

最直觀、最直接的就是沒錢養兵、練兵，以至於北宋末年「燕山之役」慘敗以後，宋廷竟然無力恢復禁軍規模，直至金人南下，堂堂大宋京師竟只剩三萬禁軍用以迎敵。

3，募兵成了收納桶：宋以前歷朝歷代招募勇士，訓練為兵，用以開疆拓土抑或守土保民，但宋朝的兵卻有著更多功能。

宋太祖趙匡胤就認為，宋軍除了打仗，更是安置流民的好去處。

「可以利百代者，為養兵也。方凶年飢歲，有叛民而無叛兵。」
趙匡胤雕像

正是基於這種理念，此後歷任皇帝，一旦地方遭遇災荒，就會派遣官員去招募流民充入軍營，只為使他們不成為聚眾為禍的叛民。如仁宗朝皇佑年間，河北、京東等路發生水災，安撫使富弼一次性竟招募流民三十萬充入軍營。除此以外，大量囚犯、以及四處遊盪的無產無業者也會被塞進軍隊，以防止聚眾作亂。

如此種種，無不凸顯出宋廷以「安內」為最高目標的施政習慣。

但這麼做不僅導致了「冗兵」加劇，更使其與「冗官」一樣衍生出「冗費」問題，使得宋廷在所謂「養兵」上付出了高昂的成本，卻很難收穫應有的成果。

還有最為致命的一點，「以募代賑」使得兵源整體素質愈發低下。北宋軍隊雖然有著禁軍和廂兵的高低檔搭配，作為野戰軍隊的禁軍也會擇優募兵，但這種軍隊不再以精神面貌更佳的良家子為主力，而是充斥著政府嚴加防範的「滑民」，是以很難指望這樣一群人能為宋廷打贏硬仗、惡仗。

以上問題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導致了宋朝的「積貧」、「積弱」。國家貧弱，又有「崇文抑武」的加持，軍隊還能拿什麼去打勝仗呢？

不過，這麼做對宋廷內部而言，確實消弭了「武人亂政」的餘毒，使得天下得以安定，趙宋天子才得以安枕。

「自廢武功」情非得已，真實目的是為「安天下」

宋廷的一系列舉措使得宋軍在事實上近乎於「自廢武功」，北宋君臣未必不知道這麼做的影響，卻仍舊將守內虛外政策堅持了百餘年。如果拋開歷史環境，這麼做一定是得不償失的，可如果結合北宋所處的歷史環境，也許就會理解，這是一個「大害」與「小害」的取捨問題。

無怪乎有人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。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，使得北宋開國君臣們無法求全，便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
「藩鎮割據」自唐末以來百餘年，形成了兵強馬壯者可為天子的政治習慣。兵變、篡權、弒君幾乎成了常態，然而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「常態」。不得不說，趙匡胤是個很有遠見的皇帝，他找到了改變這種「常態」的方法。雖然代價大到令人難以接受，但中原王朝終於不用走馬燈一樣的換皇帝，百姓們再也不必遭受戰亂之苦。
唐末藩鎮圖

北宋君臣並非不想兵強馬壯、征伐四夷，可為了不使天子再次成為武將們任意販弄之物，也只能做此選擇。只有斷絕武將們賴以「販弄天子」的資本，王朝才有可能長治久安。而這個資本，正是宋朝賴以開疆拓土的軍隊。

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，北宋君臣是以「自廢武功」為代價達成了「安天下」的目標。這也是他們的可悲和無奈之處。

事實上從國策既定到自廢武功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這其中也經過了許多爭論，宋初之時，甚至連許多文官都反對這種自廢武功的國策。

太宗朝文臣王禹偁就曾上書：

「望減儒冠之賜,以均戰士之恩。」

認為太宗搞「崇文抑武」有些矯枉過正，而太宗也屢屢與大臣們論道，談論古今帝王得失。其中很重要一點，就是提及了隋煬帝和唐太宗。

隋煬帝好戰亡國自不必說，但唐太宗作為歷史上公認的聖君也遭到了批評。

「煬帝昏暗，誠不足語。唐太宗猶如此，何失策之甚也。且治國在乎修德爾，四夷當置之度外。」

且不論「四夷置之度外」的觀點恰當與否，我們知道宋代人最擅長借古喻今，這無疑是宋太宗向天下人表明了自己「守內虛外」的決心。

換言之，宋太宗眼裡，宋軍戰鬥力下降這種事在「安天下」面前，已經顯得不那麼重要，是可以做出犧牲的。

從「大丈夫軍功封侯」到「好男兒東華門唱名」

說句題外話，「四夷置之度外」的「安內」國策不但改變了中原王朝對待夷狄的態度，更影響了宋代以後的民間風氣。

漢時班超就認為，大丈夫應該效仿張騫，立功異域。

「安能久事筆硯間乎？」

所以才有了投筆從戎的一代佳話。曾經反對宋太宗「崇文抑武」的王禹偁對班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。

「自古畫策安邊，銘功絕域者，趙充國班定遠稱為名將。」

自那時開始，「大丈夫軍功封侯」便成為無數有志者的座右銘，出將入相更是他們理想中的人生巔峰。到了盛唐，就連文人都對邊塞戎馬充滿了嚮往。

如此文武相得，蔚然成風，強漢、盛唐之名水到渠成。可一切在北宋戛然而止，就連皇帝都親自下場，對士人利誘以黃金、美女，倡導讀書入仕。自此以後，文風璨然，「出將入相」則黯然退出歷史舞台。名相韓琦在陝西安撫使任上，曾不無鄙夷的對狄青說過這樣一句話：

「東華門下唱名方為好男兒。」

不是說「崇文」不好，而是對武人貶損至此，就不應再抱有「不給馬吃草，又想讓它跑得快」的幻想。

「安內」之策固然使天下恢復穩定，此後數百年間「武人亂政」幾乎絕跡，但這也讓北宋成為中國古代尚武風氣轉變的分水嶺。客觀而言，這種轉變不能用好與壞來評價，只能說古人選擇了一條與從前不同的路。

至於宋軍因此而戰鬥力低下，僅僅是這種選擇的衍生問題。